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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润秋魏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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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宁朴智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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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禹圻
今年2月份，电影《寄生虫》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，成为首部摘下这一桂冠的亚洲影片。正如片名，这部电影围绕三组家庭展开，讲述的是人际社会中的寄生关系。当诸多影评已经将这部电影的故事线梳理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换一个方向，分别从三组家庭的角度出发，重新剖析电影中的林林总总。
基泽一家
基泽一家是整部影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。从基宇开始，基婷、爸爸、妈妈，他们逐个按照计划“寄生”到了富裕的社长家，梦想着把这栋豪宅占为己有。他们是处在社会较底层的群体，在步步为营向上阶层攀爬的过程中，稍有闪失便葬身谷底。
实际上，对基泽一家的刻画是一面反映韩国经济焦虑的镜子。年，韩国经济继续呈环比下降，达到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。同时，韩国失业率也创19年来新高。在此背景下，基泽一家可谓是苦于在社会中寻找生存出路的人的真实写照。
影片中主角家让人印象深刻的半地下室厕所，就是韩国穷人区生活情况的再现。虽然导演奉俊昊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，为了增加视觉效果，团队在打造厕所的场景时更加夸张强调了空间的狭小逼仄，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如此拥挤。
然而也有批评家认为，影片中基泽一家的形象都过于“标签化”，人物形象缺乏立体的层次感，完全被打造成了“坏穷人”。实际上，基泽一家更像一种被放大了的象征符号，在这个精密的寄生结构下扮演着自己应履行的角色，整部电影也并不只是现实的还原，而是一种更抽象的、被提炼出来的故事结构，用些许的人物失真换来艺术性的达成。
基泽一家从一贫如洗，到在朴社长家如日中天，再到粉身碎骨，紧张的情节发展背后，折射出普通人难以实现阶级跨越的悲哀。影片结尾，基泽在收到爸爸用摩斯电码写的信之后，发誓自己要努力赚钱买下房子，让我们看到了人对社会规则无奈的屈从。像手铐一样把他们绑在地面的，是地铁站的气味，是无法伪装的由内而外的穷人的气味。
基泽一家没有挑战阶级跨越成功，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原本的谋生轨迹。爸爸被困在了宅子的地下室，而在儿子基泽爬到足够高的地方能够赚钱买下爸爸藏身的宅子之前，像影片最后一句话说的那样，爸爸只能自己保重。这一句话，又说出多少韩国底层人物的悲哀？除了付出、等待，他们好像别无选择。
社长一家
《寄生虫》又译作《寄生上流》，在这个含义中，扮演宿主的便是“上流”——朴社长一家。
和基泽、基宇一家的半地下室对比鲜明，社长家的住宅是一座独栋别墅，约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，不仅实现了西方看重的“草坪自由”，而且呈现了开放唯美的装修风格。导演奉俊昊说，按韩国的人均收入算，要年才买得起这样的豪宅。而年时韩国银行宣布，韩国年人均收入为3.13万美元。正如从基泽家到豪宅的路上一段段陡而长的阶梯，社长家和基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被一个个阶层拉开，最终对比悬殊。
除了经济水平，每个角色也具有丰富的代表意味。镜头最多的朴太太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她的任务就是管理好家庭内务，本身没有直接的收入来源，在家庭中从属于朴社长。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，她又何尝不是小心翼翼地寄生呢？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钱岳研究，年，韩国25岁至54岁的已婚女性中,46%是全职家庭主妇。也就是说，在韩国，有相当一部分人用朴太太的方式生存着。一旦丈夫不把妻子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对待，这部分人会立刻转化成“寄生者”。考虑到生活水平差距，这种寄生不保证光鲜，却何其脆弱。
给予主角一家寄生机会的多惠是个思想单纯的小姑娘。片中她为了迎接高考，请了两任家教。在韩国，高考对于年轻人的阶级流动相当重要。在EBS纪录片《学习的背叛》中，压力成了每一个学子故事的底色，片中的一名韩国初中生允叶媛每天不仅有精确到上厕所的学习计划，在十小时的常规学习后还要去补习班；而同样是为考学而努力的高中生洪明基，为了让自己在高考面试中能够不输于家境殷实的学生，也是不断地在繁重的课业下“丰富”自己的视野和经历。相比他们，一对一教学的多惠显得十分优越。
但是阶级的梯子既给了多惠助力，也给了她摔下的高度。在同样是讲述年轻人人生发展的纪录片《7UP》中，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Neil从小便接受着父母的期望，梦想成为大学老师或银行经理，但在21岁考学失利后，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回到中产阶级的轨道上。从这个角度看来，没有展现出个人抱负的多惠并没有自己的生存方式。主导着她的命运的是阶级，而非本人。在无意识的寄生生活里，多惠的单纯和爱都缺乏落地生根的力量。
影片中多惠爱恋着基宇
多惠的弟弟多颂则是个不停构造天才人设的孩子。他不擅长读书，通过装作在绘画领域天赋异禀借以逃避。这当然也误打误撞地满足了父母期望。因为处在“上流”的朴社长朴太太不但在生活趣味上有审美化的要求，也在个人形象上有贵族化、精英化的需求，故对多颂也是听之任之。多颂此时的地位无异于一件包装精美的商品，有朝一日他的伪装为揭穿，他便会失去自己所依托的价值。
而一家之主——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的朴社长在影片前期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。但是无害之下，是一种不针对特定阶级的、全方位的冷漠。这种冷漠不仅表现在片中朴太太在误会前保姆雯光时对丈夫的惶恐，他与基泽同行时话语中的不可僭越，亦体现在他在后续生日凶案时脸上显现出的厌恶……这一系列面对“寄生者”的冷漠，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阶级差距下人性的灰暗，反映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冷漠。
剧中朴社长看到死去的雯光丈夫时的神情
当然，最讽刺的一点，便是不论其妻儿还是基泽一家，他们都把自己的生计寄生于这样一个冷漠的人身上，诚惶诚恐地维持着随时可能会散去的幸福表象。
雯光一家
雯光一家构成简单，夫妻二人并无儿女。按照一般的理解，没有养育孩子的花费，生活的成本会小一些。然而夫妻两人过得却并不比基宇一家更好。
雯光的丈夫吴世勤开过蛋糕店，能够读法律和经济学的书，并且有一定艺术修养，这时夫妻两人生活较为美满。然而因为蛋糕店倒闭，吴世勤无法归还高利贷，不得不躲进别墅的防空洞，妻子雯光在地面上为朴家做工，暗中供应吴世勤的生活。自此，原本安居乐业的夫妻俩和朴家密切地联系起来，最终形成了寄生关系。而四年后，基泽一家夺走了夫妻两人寄生的机会，彻底断绝了雯光一家的后路。
影片中吴世勤对过基泽一家的质问
从平民掉落到底层，从开店营业到除了寄生没有退路，雯光一家的阶层掉落发人深省。小市民的身份看似安乐实则脆弱，根本经不起一丝风浪。经济上稍稍出现一丝波动，他们就会跌入底层。
阶层滑落的容易并非韩国独有，日本有一系列纪录片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事实。《老后破产》中，田代先生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养老金，但是每月10万日元的养老金不仅需要支付6万日元的房租，还需要支付水电、保险、生活用品；而渡边女士甚至没有养老金，曾为之工作过35年的公司一直在欺骗她，导致她靠积蓄的几万日元窘迫度日。他们因为年龄而离开职位，被迫从自食其力的平民阶层向下滑落，但对于老人说，向下不一定是底层，还可能是死亡。
容易阶层滑落的不仅仅是老人。《女性贫困》指出，一方面，碰到丈夫离开，中途从家庭抽身的女性找不到稳定工作，打零工使工资愈来愈少，家庭状况也就愈来愈差；另一方面，家境不够优渥的孩子如果要上大学，不得不申请助学金，这意味着在毕业后的几年，孩子必须偿还助学金，无法真正创造收入，慢性地拖垮家庭。
《寄生虫》中，雯光一家的篇幅虽然有限，但折射的现象却值得琢磨。毕竟，若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过窄，向下跌落却轻而易举，那么结果只会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无数人掉落底层，构成寄生系统的最庞大基座。
在互相依存但本质上又互相排斥的作用下，三组家庭的生活被编织和铺展开来，构成一个又一个情节高潮。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不同团体间的对抗、摩擦、调整、相融，正是真实社会中的丰富层次。《寄生虫》没有完全写实，但是它代表现实，电影也许会过时，但是其蕴含的社会反思精神将反反复复地被传承下去。
参考资料：[1]李超前.中产阶级意识与日常生活审美化.湖南师范大学,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