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人和印章，或者准确地说，印章和文人，常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。因为，文人未必个个都雅好印章，但雅好印章的，那毫无疑问，一定就应该是文人了。尽管文人善用笔，印人须舞刀，听起来仿佛是一文一武，而实际上刀和笔，原本就是一回事。
——管继平《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》
鲁迅：只有梅花是知己
鲁迅与周作人在北京的留影（右三为鲁迅，左三为周作人）
说起文人印章，我首先要想起鲁迅。众所周知，鲁迅先生的艺术爱好很多，对各类版画、汉画像石、金石碑拓、古钱币、书画古籍等皆有所嗜。对于书法印章，显然是相当内行。一九一六年，绍兴印人杜泽卿将自己的篆刻作品编成《蜕龛印存》一册而求序周氏兄弟，周作人可能觉得自己不如大哥熟谙此道，仅写了个草稿，就寄呈鲁迅来修改润色。鲁迅的改定稿只短短四百来字，但将古时印章的传说、起源和发展以及印章的实用和审美价值等，都一一交代了，文末还不忘夸赞了作者的印章“用心出手，并追汉制，神与古会，盖粹然艺术之正宗”，可见鲁迅先生对印章艺术的了然程度。其实鲁迅自己也能刻印，早年在三味书屋念书时，为了勉励督促自己，他就曾用刀在书桌上以篆体刻过一个“早”字（当时鲁迅的书桌都是自家带去的，所以算不上是损坏公物）。而在现存的鲁迅遗印中，就有一方白文草书“迅”字印为鲁迅自刻，许广平当年捐赠予北京鲁迅博物馆时称，该印是实物印章中唯一一件鲁迅自刻印，弥足珍贵。
鲁迅儿时的刻印，估计得自其叔祖周芹侯先生的影响。据说周芹侯多才多艺，也擅刻印，虽刻得比较业余，但在十几岁的孩子眼里，也算不同寻常了。周作人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书中曾有一篇《上坟船里》就写到：“又有一回不记何年，中房芹侯在往调马场舟中，为鲁迅篆刻一印，文曰‘只有梅花是知己’，石是不圆不方的自然形，文字排列也颇好，不知怎的钤印出来不大好看。这印是朱文的，此外还有一块白文方印，也是他所刻，文曰‘绿杉野屋’，似乎刻得不差……”
“只有梅花是知己”，句子很好，但出典未详。此原印现藏于鲁迅博物馆，就印拓来看，篆刻水准尚处于业余玩玩之阶段，又何况还是坐在船舱里的“急就章”，故不必苛求。估计鲁迅也是识者，是印据现存的资料显示，从未见他使用过。但数十年来，此印鲁迅却一直珍藏着，也寄托了一份对叔祖的怀念之情。
鲁迅印章
据资料所载，鲁迅先生共有遗印五十六枚，其中有印章实物的五十方，留有印鉴而无实物的六枚。这一些印多为姓名笔名章、藏书鉴赏章和闲章等等。我在鲁迅的书法作品中发现，他真正钤在自己书法作品中的印章并不多，常用的也就那数方而已，而且鲁迅先生基本不用什么起首印或压角章之类，他绝大多数的条幅诗稿中，都只用一方印章，有时他应人所请作书，甚至是不盖印章的。
为鲁迅治印的多为篆刻名家，当然不得不说的是一位与鲁迅交谊最厚的书画篆刻家陈师曾。义宁陈师曾名衡恪，号槐堂，晚清同光派诗人陈三立之子，史学大家陈寅恪之兄。他和鲁迅早年曾同窗于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，后又同在民国教育部共事，而且他们趣味相投，关系自非一般。在鲁迅日记中，尤其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之间，经常可读到他与师曾访友逛书肆的记录。陈师曾作印古拙淳朴，老辣浑穆，深得鲁迅喜爱。
陈师曾替鲁迅刻印多方，如“会稽周氏收藏”、“会稽周氏”、“俟堂”等，《鲁迅日记》大多都有记载。查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《日记》中就有：“师曾贻印一方，文‘俟堂’。”据许寿裳后来回忆道：当时陈问鲁迅印章刻何内容时，鲁迅便说：“你叫槐堂，我就叫俟堂罢。”此语出《中庸》“故君子居易以俟命”，其下句是“小人行险以侥幸”，意思是君子居心平正坦荡等待上天使命，小人则想以冒险求得偶然的幸运。那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任佥事，时局动荡，人心叵测，鲁迅借用此句自然也是别有寓意的。
陈师曾刻鲁迅印章
如图还有一方“会稽周氏藏本”，是陈师曾所篆，张樾丞所刻的木质印章。我们都知道鲁迅喜藏各种金石拓片，在钤盖收藏印时，估计是鲁迅嫌石章太硬，易损坏珍稀拓本，故欲请陈师曾代刻二枚木章。师曾因不善刻木，于是写好印稿就请琉璃厂的刻印名手张樾丞代劳。张樾丞从小在琉璃厂刻字铺里当学徒，经过刻苦用功，遂成名响京城的治印名家。他擅刻各种材质，尤其刻铜印、铜墨盒镇纸等为当时一绝。据云后来新中国开国大印也是他所刻制。鲁迅得陈师曾介绍，先请张樾丞刻了“会稽周氏藏本”和“俟堂石墨”两方木印，非常喜欢，后又多次去求刻，还代许寿裳求刻，如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就记有：“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，代季市刻印，又自购木印五枚。”据查这五枚印分别是：“随喜”“善”“伪”“翻”“完”，皆为鲁迅校碑鉴赏之用。所见“随喜”一印，虽为木质楷体，却刻得古朴苍莽，饶有金石味。
鲁迅的常用印中有两方是早期的西泠印人吴德光和陶寿伯所刻，那是鲁迅居上海时，与“三弟”（周建人）到西泠印社花“泉四元五角”所刻。吴德光乃西泠创始人之一吴隐之长子，一方工整饱满的汉白文“鲁迅”印，顶款有“德光”二字，此印鲁迅常用于自己著作的版权页上的印花，看来比较喜爱。另一方朱文“洛文”即陶寿伯所治，陶寿伯后列赵叔孺门墙，与陈巨来、方介堪、叶露渊同为“赵门四杰”，亦为印坛一时之翘楚也。
鲁迅晚年还经常使用两方略小点的印，一白一朱，分别是“鲁迅”和“旅隼”。一九三三年鲁迅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及：“名印托刘小姐刻，就够好了。”信中的“刘小姐”，指的就是刻此两方印的刘淑度。刘淑度名师仪，一九二五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，课余在齐白石门下学艺。白石先生曾评她“篆法刀工无女人气……殊为闺阁特出也”。
据说郑振铎先生当初托刘小姐为鲁迅刻印时，刘刻得非常认真，刻完后专门拿给白石老师看，白石大师还修改了“旅”字中的一笔。由此看来，鲁迅的印章中间接还有齐白石的一刀呢！
不过，最后还不应该忘记一位替鲁迅先生刻印最多的篆刻家，那就是当代印人钱君匋先生。钱君匋年轻时曾跟着装帧设计家陶元庆多次拜访过鲁迅先生，对先生怀有一份特别崇敬之情。“文革”中他广搜鲁迅用过的笔名，终于在“文革”后期，倾一年之力，刻成了一套有方的《鲁迅笔名印谱》，成就了他对鲁迅先生永久的纪念。
写过“鲁迅印章”，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周作人。虽说周作人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，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，却又无法忽略。更何况，早在五四时期，“周氏兄弟”就常常都是被一块儿相提并论的。于是，也就趁着写鲁迅印章的“余勇”，再写一写周作人吧。
尽管周作人的后半生与鲁迅是殊途而去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早年，却是和鲁迅“兄弟怡怡”、携手共进的。周作人不仅非常依赖和信任大哥，甚至可以说从故乡求学起直到京城文坛上成名，这一路上几乎都是跟着大哥的足迹，亦步亦趋。譬如，少年时鲁迅离开绍兴，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，几年后周作人也去了江南水师学堂；后来鲁迅赴日本留学，不几年就把周作人也带到了日本；留学归来鲁迅先在绍兴教书，周作人也是，先回到绍兴从事著译和教育工作；等到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发展了，又立即通过蔡元培的关系，召来兄弟进北大任职；后来又一起搞翻译，写小说散文，成了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，文坛上“双峰并峙”的“二周”……所以说，在人生的前半段，周作人受鲁迅的影响不可谓不巨矣。
在艺术兴趣上，虽说周作人可能没有鲁迅那么广泛和痴迷，但还是受了不小的熏染。他曾有回忆文章说日本归来在绍兴时，因帮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，自己也收藏了几件金石实物，如三国时的“凤凰砖”、南朝时的砖砚等。后来他还选几张残砖拓片，如“凤凰砖”、“大吉鱼”之类，请人制成自己的“个性化”信封，倒也古雅别致。可见周作人也和鲁迅一样，有把玩金石的趣味。他那一首《五十自寿诗》，后四句不就是“老去无端玩古董，闲来随分种胡麻。旁人若问其中意，且到寒斋吃苦茶”吗？
至于印章，周作人也藏了不少。当然，绝大多数都是自用印，且多为姓名、斋名以及字号章。多年前，我在文庙书肆曾淘得线装本影印的《知堂遗存》，两册函套装，其中一册为周作人的《童谣研究手稿》，另一册则是《周作人印谱》，编者鲍耀明。这本印谱中除了有七方是周作人的祖父和父亲的遗印外，其余都是周作人的自用印，约八十余方。一九六四年周作人应香港鲍耀明先生所求，亲手钤印成册，并于每方印下注明刻印作者和边款内容，然后寄赠鲍耀明收藏。
说起这位鲍耀明，很有意思。他生于一九二〇年，曾留学日本，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从事杂志编辑等工作。因他喜欢周作人的文字，得曹聚仁的引荐，自一九五九年起，遂与周作人开始了通信联系，这信一通便不可收，直到一九六六年，八年间他们的往还书信竟有七百余封，光周写给鲍的信就有四百零二封之多。那时内地物资匮乏，周作人仅凭着译稿费来养家糊口更是不易，于是鲍耀明则不断给周作人寄赠各种食品杂物，煎饼糕点啊、猪油炼乳啊、虾米方糖啊等等，交往得熟了，周作人也经常写信索要。而那边鲍耀明，除了信中请教一些问题外，也经常向周作人“提些要求”，譬如为友人题字啊、抄几页诗稿啊、送几张签名照片啊等。当然，首先鲍耀明是周作人的绝对“粉丝”，这毫无疑问；其次，也难免“吃了人家嘴软”，所以周作人对鲍耀明的要求也基本是“不打回票”，还将自己的日记手稿以及钱玄同、刘半农的信札,沈尹默题写的“苦雨斋”横幅等等，都寄给了鲍收藏，即便鲍提出要鲁迅的真迹，周作人也积极配合，只是苦于自兄弟反目后再无半纸通信联系，故而仅找出早年鲁迅手抄的《古小说钩沉》稿一纸相赠。
不过，在那个肚子尚未填满的年代，这些手稿书札之类的，也确实没什么稀罕，还真不如“煎饼、猪油”等更令人诱惑。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物换星移，我们还真要感谢像鲍耀明这样的有心人，若不是他在海外的收藏，这些信件手稿或许早在“文革”中就被付之一炬了。那么用今天收藏鉴赏、考证研究的眼光来看，失去了就是真的遗憾了。
还是回到印章的话题来说。从《周作人印谱》中可以看出，周作人对印章的把玩并无太多的讲究，主要还是实用为主。他纯粹的闲章极少，仅有寿石工刻的“知惭愧”、金禹民刻的“寿则多辱”两方。“寿则多辱”是周作人时常引用的一句话，并以此为题写过文章，以致有人误为是周作人的原创。其实不然，此语出于帝尧。《印谱》中在此印拓下，周作人注明“用帝尧的话讬金禹民君所刻者”，可见此方闲章内容乃周作人所定，老人常说“寿则多辱”，显然和他晚年的境遇以及所遭的困辱有关。
周作人在《印谱》中有数语前言，说自己以前虽也玩弄印章，但“胜利之后”则绝少有新得者，除了二三友人有所见赠外，其余皆为无锡的冯倚*所刻赠。冯倚*，字元亮，是文人爱好篆刻者，他和周作人也是素未谋面（和鲍耀明一样），但自发地为周刻了很多印章。周作人在与鲍耀明通信中，说到冯君的印章还专门说明“此人系文士但非篆刻专家，素人所刻，聊供一笑”。所谓“素人”，经查乃日文汉字，意即“非专业的爱好者”也。
为周作人刻印较多者除了上述的“业余选手”冯倚*外，就属寿石工和金禹民以及张樾丞了。张樾丞在“鲁迅印章”一节已有介绍，此处不再赘述。寿石工和周氏同乡，也是绍兴人。其篆刻得家传，后拜杨烈山为师。印风古朴简捷，如朱文“药堂”一印，就大有*牧父之意。寿石工曾在北大教过篆刻，和周作人颇熟。寿石工故世后，周还有一篇《纪念寿石工》的短文。金禹民早年家境贫寒，后在北京宣武门的古玩铺当学徒，对砚台、印钮的雕刻很感兴趣。一九三〇年拜寿石工为师，其后寿氏应酬不过来时，也时常委其代为捉刀也。金禹民为周作人刻过很多印，估计也是得自寿石工的引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买过一册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金禹民印存》，其中有不少譬如为启功、郑诵先、董寿平等名人刻的名章，但就是不见一方关于周作人的用印。估计那时的“气氛”尚未完全宽松，对于周作人，避之唯恐不及，若放之今天，名气更大的知堂老人肯定会在印谱中占有一席之地的。
若纯以篆刻艺术的名气看，那么为周作人刻印的有三位乃印坛名家：齐白石、陈师曾、马衡。这三人恰好是齐白石“野”、马衡“工”，陈师曾则不“野”不“工”。记得马衡好像是最看不起齐白石印章的，听说老友钱玄同欲请齐白石治印，他还专程坐车去阻拦：“你何必花此冤枉钱！”
齐白石为周作人刻的两方印分别是朱文“周作人印”和白文“周作人”，是印似也见于《齐白石印影》一书，乃齐氏一贯之风格，但算不上佳作，可能是文字笔画的因素，刻得较为拘谨。而马衡依然是走的汉印规整的路子，一方仿汉玉印的白文“周作人”，乃马衡篆文张樾丞所刻。相比较而言，我还是喜欢陈师曾的一方“周作”，仿汉砖文字，古拙有味。周作人为何有印“周作”？这和鲁迅似也有关联，记得鲁迅同样有一方“周树”印，盖因他们兄弟仨周树人、周作人、周建人，名字后都有一个相同的“人”字，或许也是文人的趣味，他们认为既然相同，省略一字无妨，于是刻方印章也蛮好玩。
文章转载自：管继平《只有梅花是知己——鲁迅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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